陳平原：選集編輯找九宮格空間的主旨、態度與鴻溝–文史–中國作家網
要害詞：陳平原
快要20年前，我在《胡適選集》出書座談會上說起，晚清及“五四”兩代學人中，最少有20位值得出選集；只要美滿完成此項任務，我們會商20世紀中國的思惟、文明、學術，才有堅固的基礎①。年夜約10年后，詳細說來就是2014年6月10日，我在“留念章太炎師長教師生日145周年暨《章太炎選集》（第一輯）出書座談會”講話，日后收拾成文，“議論編印‘選集’的主旨、編製、圈套以及能夠性”。2016年春季學期，我在北京年夜學開設專題課“中國古代文學史料學”，此中第五講“‘選集’若何編輯”，借助蔡元培、章太炎、魯迅、胡適、錢鍾書五個案，會商編輯選集時碰著的三浩劫題：作者的權力、選集的鴻溝以及認識形狀的教學場地掌控。2021年春季學期，我在北年夜第二次開講“中國古代文學史料學”，這回關于選集編輯的會商更為深刻。剛講過課，汕頭年夜學舉行“中國古代戲劇文獻實際暨《洪深選集》編撰實行峰會”，我應邀做了題為“選集的編輯態度、準繩及技能”的宗旨演說。
近日終于無機會停下腳步，將我近年關于選集編輯的思慮收拾出來，貢獻給學界。只是有三點須事後聲名：第一，在我看來，值得編選集的“年夜人物”，可所以文人、學者，也可所以政治家；第二，古今選集的編製及效能分歧，這里會商的，僅限于晚清以降的“古代中國”；第三，異樣追蹤關心積少成多與往偽存真，但這里不會商普通意義上的版本、目次、校勘及考據的方式。
一、年夜時期的側影
在講述中國粹界為魯迅與胡適編輯選集那些跌蕩放誕升沉的故事時，我曾說起：“大師選集的編輯是一面鏡子，可以照出一個時期的政治氣氛與學術程度。”②只不外這面鏡子有點特殊，很少正面/直接地反應，更多的是聚光（凹面鏡）或散光（凸面鏡），因此顯得有點夸張與變形，須經過一番拆解與辨析，方顯顯露紛紛復雜的技巧題目背后的關鍵地點。是以，權且稱之為“年夜時期的側影”。
分歧時期，對于作甚“選集”，見解可謂天差地別。以馬恩列斯選集或《魯迅選集》為標尺，將作為一種出書情勢的“選集”想象得特殊神圣，那屬于20世紀50至70年月。你如果了解20世紀二三十年月的作家，寫作10年擺佈，也才三十歲高低，就開端出書選集，估量會驚失落下巴的。1926年，風華正茂的郁達夫發行選集，自稱：“在未逝世之前，出什么選集，說來原有點好笑，可是自家卻感到是應當把曩昔的生涯結一個總賬的時辰了”；“自家本年滿了三十歲，當本年的出生之日，把曩昔的污點回視回視，也未始不是潔身修行的一種妙法，這又是此際出選集的一個緣由”③。你若認為郁達夫這么做，純潔因其風騷倜儻的性情，那你就錯了——那是特按時期的出書風尚，好比，上海新文明書局1931年發布《沫若選集》，上海北舊書局1932年發行《冰心選集》。這里所說的選集，乃聚集已刊各書，打包發賣，只需市場承認，賣得出往，那就行了。這與日后作家往世，浩繁專家學者協力，年夜動干戈編纂/增訂而成的“年夜選集”，不是一回事④。
20世紀80年月以后，選集的神圣光圈逐步褪往，較為主要的作家或學者，只需經費足夠，都有編纂/出書選集的機遇。至于選集編輯是在作者生前仍是故后，自己有無介入，全都隨便，出書界并無必定之規，讀者也不太計較⑤。獨一顧忌的是政治規律的高壓線。周作人1967年往世，現在已過了版權維護期，坊間有《周作人散文選集》（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9），也有《周作人譯文選集》（上海國民出書社，2012），但短期內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年夜選集”面世。不是編纂癡鈍，也有關市場愿看，純潔是由於政治態度——時至本日，國人仍很難諒解周作人抗戰時代的落水。
現代中國，“總集”的成立重要牽扯目次學與批駁史⑥；古代中國，“選集”的編輯則更多著眼出書業與政治史。后者不純潔是“技巧活”，更因牽涉嚴重，被特按時代、特定團體作為政治或文明爭取的主要資本，編或許不編、編多仍是編少、編好仍是編差，都必需放置在政治史上才幹說明白⑦。
跟著時光推移，晚清一代學者，政治原因基礎隱退，編輯選集的機會，取決于貿易投進與學術難度。無妨依往世時光為序，略為點評四位大師的選集——劉師培（1884—1919）、王國維（1877—1927）、梁啟超（1873—1929）、章太炎（1869—1936）。
生于“三代傳經”之家的劉師培，學問沒得說，眾人全都認可；但其功名心太重，不愿“委身學術”，政治上總是急轉彎，招致不竭摔跟斗⑧，這是其選集編輯略有耽誤（絕對于王國維、梁啟超）的緣故。掌管編校1936年寧武南桂馨鉛印本《劉申叔師長教師遺書》的，是其門生錢玄同。編校的相干細節，拜見錢玄同寫給校訂鄭裕孚的69封信，那才真叫竭盡心思⑨。在序文中，錢玄同將劉師培總共17年的著作時光分為前后兩期，以1908年為界：“嫴較言之，後期以腳踏實地為鵠，近于戴學；后期以竺信古義為鵠，近于惠學。又後期趨于改革，后期趨于循舊。”⑩這里說的，實在只是劉師培的學術進獻（重要是經學，兼及文學史與學術史），涓滴沒有觸及其在晚清政講座場地壇上的精明表示⑪，這就給萬仕國的輯校留下了很年夜余地⑫。現在會商劉師培的功過得掉，有《劉申叔遺書》與《劉申叔遺書補遺》，基礎上就可以了。
我這一輩的唸書人，愛好王國維的，普通城市瀏覽并加入我的最愛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王國維遺書》。此書第一冊扉頁上寫明“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影印”，且有陳寅恪撰于1934年的《王靜安師長教師遺書序》，故不會將其與《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相混雜。后者乃王氏著作第一次年夜範圍結集，由同志兼老友羅振玉掌管編輯，發行于王國維自沉兩年之后，雖不收《靜安文集》招來非議，但總體學術程度仍是很高的。由羅振玉初編本，到王氏助手趙萬里重訂本，應當說王國維選集的編輯基本相當好。但很惋惜，中華書局1958年的出書打算失，1970年月末華東師范年夜學汗青所吳澤掌管的新編選集，也只發行了一冊《王國維選集·手札》（中華書局，1984）。直到1996年謝維揚出任華東師年夜中國史學研討所所長，從頭將此事提上日程，才終于在2010年由浙江教導出書社和廣東教導出書社一起配合發布了20卷本《王國維選集》。坦率交接，王國維的專門研究著作我年夜半不懂，是以也就沒有標準評判新版選集的好壞。
平易近國年間發行的各家選集，要說網羅淵博、校正當真，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36）數一數二。梁氏成名早，此前雖有各類結集，但要想集年夜成，仍是須破費很年夜心力。此“合集”共40冊，包含文集16冊（45卷），專集24冊（104卷）。中華書局1989年曾影印此版，改為平裝12冊，第一至五冊是文集，第六至十二冊是專集。雖說是選集的框架與範圍，但分得太細，查找沒題目，引證注釋卻很費事。好比我引梁啟超的《〈中國之軍人道〉敘》，需這么注：《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六冊卷二四第9頁。現在雖有湯志鈞、湯仁澤父子所編20卷《梁啟超選集》（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8），增收了不少文章，但學者們多因應用習氣，且煩惱新版校勘有題目，更偏向于應用中華書局版《飲冰室合集》，加上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版《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曉虹編）。至于北京出書社1999年版《梁啟超選集》全10冊，那是中國播送電視出書社總編纂張品興應用業余時光點校中華版《飲冰室合集》，再加上兩卷手札，普通瀏覽可以，專門研究研討者很少應用。
辛亥反動勝利，作為反動元勛的章太炎，社會名譽到達了極點。1914年，太炎師長教師被袁世凱軟禁于北京，但其手定的《章氏叢書》13種48卷正由門生籌劃，在浙江藏書樓校刊，仍是很令人欣喜的。這套書別擇嚴，校勘精，確切了不得，但有一點，只收學術著作及部門詩文，不收那些尖刻鋒利的論爭文字，又其實惋惜。魯迅說過，章太炎學問極好，但在清末之所以名揚全國，“實在是為了他倡導種族反動，趨時，並且還‘造反’”⑬。魯迅稱章太炎為“有學問的反動家”，其事跡“留在反動史上的，其實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年夜”⑭，這我完整贊成；不外，換一種說法，將其看作“有思惟的學問家”，似乎異樣在理，且別有深意⑮。
《章太炎選集》的編輯與出書，在我看來，屬于“起了個年夜早，趕了個晚集”。作者自己學問深奧，政治上又很過硬，為其編輯選集，歷來沒有妨礙。不是此外緣由，是收拾難度其實太年夜。從上海國民出書社題名1980年10月的《〈章太炎選集〉出書闡明》，可見出書方立場之積極。但1982年發布第一冊，到1994年發行第八冊，真可謂蹉跎歲月。直到2014年重起爐灶，歷時三年多，二十冊《章太炎選集》剛剛出齊。因獲得杭州市余杭區國民當局的出書贊助，必需搶時光，第一輯用的是已刊八冊，大要是上面各冊的出書次序沒掌握，于是只寫書名不題卷數。看到第一輯樣書，我立即告訴主事者此中隱患，但已無法挽回了。選集而沒有卷數，研討者若何援用？前幾冊沒題目，如注《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初編》第幾頁，那還可以；可若你想引述《菿漢微言》中某段話，而這冊《章太炎選集》包括了《菿漢微言》《菿漢昌言》《菿漢雅言劄記》等八種，每回都得抄寫完這么多書名，再注明第幾頁，其實不堪其煩。正是以，不到萬不得已，我仍應用舊版以及各類單行本。
二、選集不全之宿命
編纂出書圖書，編製很要緊。前人編“總集”，可據朝代、文類、家數、地區等細分；古人出“別集”，則有單刊、選本、文集、選集之別。選集之所以欠好編輯，難就難在阿誰無法名副實在的“全”字。
誰都了解，“選集”不成能全，于是各類“集外集”“補編”“拾遺”等層出不窮；而每回增訂或重編《魯迅選集》，最著意的即是增添了幾篇佚文。並且這是個無底洞，只需不竭挖掘，一定能有所“發明”。題目在于，“選集”為何“不全”，究竟是不成能、不用要，仍是不該該？那么多詳細的、斷裂的、破裂的、偶爾存世的文本，可否拼接成一個完全的作者？我們的義務是持續拆解，仍是偽裝認可，既然選集在此，這就是作者的全貌了？
記得福柯在1969年的專題演講《作者是什么？》中，有這么一段話：
假定我們是在談一個作者，那么他寫的和說的一切，他所留下的一切，是不是都包含在他的作品傍邊？這既是個實際題目又是個現實題目。例如，假如我們想出書尼采的作品選集，我們在什么處所規定界線？毫無疑問，一切工具都應當出書，但我們能對“一切工具”的寄義分歧嗎？當然，我們會包含一切他自己出書的工具，以及他的作品的手稿、他的警語設定和他頁邊的注釋與修正。可是，假如在一本佈滿警語的日誌里，我們發明某種參照符號，某種關于約會的提醒，某個地址或一張洗衣賬單，那么這此中什么應當包含進他的作品？⑯
對于“無邪地承當出書一個作者選集”，福柯顯明不承認。我這里采用的是王逢振的譯文，見20世紀90年月發行的《最新東方文論選》。對于編選集的人來說，“日誌”是主要的構成部門，更況且還加了個潤飾語——“佈滿警語”，為什么福柯會質疑呢？近日讀網下流傳的李康、張旭譯福柯《什么是作者》（2008年發布），發明要害字句翻譯有別：“假如在一本儘是格言的筆記本里，我們找到一段引文、一紙約會備忘錄、一處地址，或許是一筆洗衣店的帳（賬）單，這是不是也該算成他的作品？”究竟是“日誌”仍是“筆記本”，這可關系嚴重。就教法文傳授，獲得的答復是：福柯原文用了“carnet”這個詞。這個詞是“記事本”“小簿本”的意思，翻譯成“筆記本”應當更正確。我這就安心了——對編選集的人來說，日誌不克不及拋棄，記事本則未必。異樣編選集，魯迅可以巨細無遺，此外大師、名家，實在沒需要錙銖必較。
一直旗號光鮮地否決編選集的，當以錢鍾書的說法最風趣。噴鼻港作家潘耀明（筆名彥火）早年拜訪錢鍾書，說起收拾出書文集，錢師長教師的答復很出色：
一個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頭路時經常要找本身留下陳跡的地址聞一聞、嗅一嗅。至多我不想那樣做。有些作家對本身曩昔寫的文章，甚至一個字、一段話，都很器重和愛護，當然，那由於他們所寫的稿字字珠璣，值得愛護。我還有一些自知之明。⑰
這俏皮話說得太美麗了，難怪良多人愛好引述⑱。錢師長教師對于本身曩昔的寫作不滿足，坦言“在寫作上，我也許是一個‘忘本’的蕩子，懶往迷戀和加入我的最愛晚期頒發的工具”⑲；夫人楊絳也專門做清楚釋，稱錢鍾書“不愿出《選集》，以為本身的作品不值得所有的搜集”⑳。
悔其少作，那只是小我興趣；否決出書選集，則兼及全部文壇或學界。在寫給原江蘇文藝出書社編纂張昌華以及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社長鄭文林的兩封信中，錢鍾書所談，實在已超出詳細的批駁尺度與編纂戰略：
這般立說，洞察情面世態，包括技巧才能與審美判定，兼及小我意愿與社會接收度，還有一句潛臺詞沒說出來，那就是一個時期的認識形狀限制。
讓人料想不到的是，死力否決編選集的錢鍾書，日后竟有中外文手稿集面世。商務印書館2003至2015年間陸續發行的《錢鍾書手稿集》，包含《容安館札記》3冊、《中文筆記》20冊、《外文筆記》48冊。這般海量的手稿，包括大批唸書筆記，對于清楚錢鍾書的視野、興趣及學養很是有效，日后有沒有能夠被摘要支出選集呢？
既然選集注定不全，那就干脆改稱“集”——如《錢鍾書集》（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陳寅恪集》（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廢名集》（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9）、《金克木集》（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等。“集”與“選集”的重要差異在于，前者謝絕“責備斥責”，不決心搜集竹頭木屑，且可借此回避某些為難或無聊的話題。三聯書店版《陳寅恪集》共13種14冊，此中包含3冊“唸書札記”；而今朝作為著作發行的《錢鍾書集》僅10種，包含《談藝錄》《管錐編》《宋詩選注》《七綴集》《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槐聚詩存》等，若對比《陳寅恪集》的編製，未來部門手稿升格進集，不是沒有能夠的。
這么說，有點騎墻的滋味，由於站在學界的態度，應當進集的，很能夠不是“部門”而是“所有的”手稿。可若這么苛求，適合嗎？廈門年夜學傳授謝泳以為：
選集的編輯目標，一是保留作家的創作結果，一是便利研討者應用這些結果，所以完整是基礎條件，選集要盡力做到盡能夠全，除非特別情形，不克不及因認識形狀的緣由，把已知的文獻放在選集的裡面。㉓
所謂“已知的文獻”，除了創作及學術結果，還包含“作家的未刊手稿、往來手札、日誌等”。可這么一來，包含萬象，若何處理，非言簡意賅所能打發。
浙江年夜學傳授吳秀明主編《中國今世文學史料題目研討》，談及選集不全的緣由，除了佚文難以窮盡、作者仍在寫作、前后版本差異等技巧性原因，最要害的是以下三點：“為尊者諱或因愛護羽毛，有興趣不收某些篇章”，“因避時忌而不敢收錄”，“以為沒有價值而不愿收錄”㉔。這些說法都很有事理，但詳細處置起來，你會發明，題目比這還要復雜。好比，統一著作（文章）分歧版本若呈現較年夜差別，是兼收仍是摘要？草稿及修正狀況若何浮現？進進選集的應當是第一版本、修訂本仍是定本？最后一點實在沒有必定之規，好比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應當收1935年第10版；郭沫若《女神》無論收1921年頭版仍是1928年修訂版，都必需加以闡明，因此中的《強盜頌》變更宏大；老舍1954年后出書的刪省本不克不及要；曹禺1949年以后屢次的修正本也都不可……這些都是中國古代文學界經過多年探索得出的結論。至于同題著作或文章，可否以匯校本或并置的方法進集，我曾舉章太炎、毛澤東以及錢鍾書的著作為例，闡明學術價值、政治威望以及自己意愿等，都制約著你我的思慮與實行㉕。
三、作者、編者與讀者
在選集編輯/出書的全鏈條上，有三個主要環節——寫作、編輯/出書、瀏覽，以及三個絕對應的群體——作者、編者、讀者。三者相互制約，環環相扣，缺一不成。而三者的好處及興趣并紛歧致，何者為重，決議了編輯戰略，也影響其成敗得掉。簡而言之，三者的旨趣如下：作者——傳世、覺世與敝帚自珍；編者——學術、政治與貿易好處；讀者——審美、傳佈與學問。常日息事寧人，若呈現牴觸，往往是各自態度分歧所招致的，這個時辰，多半以二者的協力優先。
當你說我在為某某編選集時，別認為你是某某的元勳；實在不合錯誤，你只是以某某為對象在從事學術任務。只要在特別年月，因政治或經濟等原因，編輯及出書選集意義嚴重但寸步難行（如1938年版《魯迅選集》），那才算高尚的工作。普通情形下，這只是一種日常的學術任務——近年更因獲得國度社科基金贊助，而成為世人爭搶的噴鼻餑餑。
至于編輯選集的後果，對于作者來說，能夠增光，也能夠受損㉖。我在議論若何編選集時，曾說起：“編者之所以不遺余力，非要窮盡一切材料不成，有時是不忍藏匿天賦，有時是基于學術判定，有時則只是為了顯示自家懸殊凡人的見識或韌性，當然，也不乏借此取利的。”㉗是以，錢鍾書謔稱編選集“乃學究輩借此堆材料博取微名薄利”㉘，雖稍嫌苛刻，也不克不及說毫無事理。
普通情形下，選集編輯都是在自己往世之后，由家眷、門生或專家代庖。是以，選集編成什么樣子，自己是看不到的，也無從評判。剛好有錢鍾書、楊絳這個特別案例，讓我們清楚此中的復雜性——選集不是你愛怎么編就怎么編的，此中兼及學問、人心、人道、法令等，均須細心考量。
先從作者這邊說起。20年前我在北年夜講解明清散文研討專題課時，第一次引述全祖看的《奉九沙師長教師論刻〈南雷選集〉書》，年夜意是說，黃宗羲後面的文集很好，因那是他本身編的；后面的文集則“玉石并出，真贗雜糅”，緣由是生前來不及校正，門生又不敢刪改㉙。前人出版難，編輯文集或選集時，是顛末一番當真取舍的。古人紛歧樣，發文章或出版都太不難了。存世作品本就良多，加上編輯選集時盡力挖掘“手札、日誌、不決稿”等，概況上五彩斑斕，極為豐盛，實則因雜亂而下降了水準。
對于眼界極高且愛護羽毛的作者來說，這是不克不及忍耐的。人生百年，每篇文章都可圈可點，每封信及每則日誌都無愧于心，如許的人其實太少了；並且“事無不成對人言”，這真的心愛嗎？你為了做學問，拼命輯佚，把他/她拋棄或有興趣埋葬的工具翻出來，重見天日，的確是跟他/她過不往。不答應悔其少作，不答應掩飾瑕疵，不答應修改過錯，甚至不答應維護小我隱私，全都一股腦給“選集”了，這實在是很殘暴的。“上窮碧落下鬼域，脫手動腳找工具”的編者，自以為是作者的元勳；殊不知，弄欠好就成了作者的仇敵。基于此判定，對于錢鍾書、楊絳佳耦不吝與專家的窺測癖和大眾的獵奇心為敵（最少在錢、楊眼中是這般），告狀《〈圍城〉匯校本》（四川文藝出書社，1992）和《記錢鍾書師長教師》（年夜連出書社，1995），果斷禁止拍賣本身的函件，我持懂得的立場。用法令手腕封存未刊文稿及手札日誌，以維護本身的著作權及隱私權，在古代中國，沒有比錢、楊佳耦做得更徹底的。
這里可以引法國有名作家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誌》做比擬。1935年6月，年近七旬的羅曼·羅蘭應高爾基約請，攜老婆拜訪蘇聯，見到了斯年夜林等，也接觸了不少作家及大眾，對蘇聯已呈現“特別的共產主義特權階級”有深入的洞察，但基于政治態度，日誌最后寫上：“未經我的特殊答應，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滿之前，不克不及頒發這個筆記——無論是全文，仍是片斷。”塵封50年后，《莫斯科日誌》剛剛得以面世，而后有各類中譯本（漓江出書社，1995；上海國民出書社，1995；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3；西方出書社，2014）㉚。我訊問法令專家，在當下中國，能否也能這般尊敬作家自己的意愿，謎底是確定的。也就是說，只需是未刊稿，作家的自我封存可以獲得法令的維護。錢、楊佳耦固然往世了，但在他們生前及往世50年內，他人無權未經自己答應公然頒發其函件、日誌及未刊稿。
多年前，我在《“未刊稿”及其他》中稱：“處置未刊稿時，應當更多斟酌作者的意愿；看待已刊稿，則側重維護讀者的知情權。前者，不是為了掩飾某些‘汗青本相’，而是基于對作者的尊敬，以及對文章、學問自己的敬畏。”㉛直至本日，我仍然持這一態度。
你不克不及說我是編者，我代表大眾與公理，因此占領了品德制高點，可以不受拘束處置作者的手札、日誌及手稿。編輯選集這件事，并非想象中的那么至公忘我，異樣屬于常識生孩子與權利機制之間的交流與一起配合，且不克不及不牽扯社會關系（好比日誌、手札中觸及小我隱私）。在現實操縱中，編者居要害地位，必需目不轉睛，兼及作者與讀者的好處，警戒過度的權利欲看（不受拘束裁斷）以及事跡尋求（多多益善）。
編輯選集，不只僅需求專心與用力，技巧之上，還有倫理。此中暗藏最深且最不難被疏忽的，是若何尊敬作者的“完全性”。拿編纂編製而言，究竟是按單集、按時光，仍是按體裁來編，這一編製選擇背后，隱含著各方好處的沖突。
武漢年夜學傳授金宏宇將選集編輯編製分為四種：“其一是以作家自編單集為基本來匯編，未支出單集的佚文列進‘集外集’，如《魯迅選集》《鄭振鐸選集》等”；“其二是按文類來匯編……更典範的是《聶紺弩選集》，把作家本身所編單集打散，按文類從頭匯編，但同時也標明文章源出的集名，后附統一文類的散佚文章”；“其三是按時光來匯編，可謂紀年選集。如《魯迅著譯紀年選集》”；“最后，假如一個作家的著作分布于文史哲分歧範疇，則有需要按這種年夜類匯編。如《郭沫若選集》分‘文學編’‘汗青編’‘考古編’等”㉜。第四類屬于技巧處置，沒有傷筋動骨，可以不加辨析㉝；要害仍是按照時光、體裁重編選集，仍是以本來的作家單集為基本。金傳授稱“選集的這些編法各有好壞”㉞，我則獨尊絕對守舊的作家單集，來由是，那樣更能保護作家的初心與完全性。
就以王世家、止庵編訂的《魯迅著譯紀年選集》（國民出書社，2009）為例，編者下了很年夜工夫，誇大編製立異，實則打亂了魯迅著作本身的完全性。此中最為要害的design是：“支出本書的作品，均依完成先后擺列。統一時光項下，以日誌、創作、翻譯、手札為序；著譯作品先小說，后散文、詩歌。能系日者系日，無法系日者系月，無法系月者系年。”這里選擇收錄1926年魯迅一切寫作的第七卷，全年十二個月，按月擺列，十仲春的目次如下：
致許廣平、《阿Q正傳》的成因、致許廣平、致韋素園、致許廣平、《說風趣》譯者識、致韋素園、致許廣平、致許廣平、說風趣（【japan(日本)】鶴見佑輔）、致許廣平、致沈兼士、關于《三躲取經記》等、致許廣平、《走出出書界》的“計謀”、致許廣平、致許廣平、新的圓滑、致許廣平、致許壽裳、致韋素園、致許壽裳、致許廣平、奔月、廈門通訊（三）、致辛島驍、書賬、華文學史綱領
此卷有小說，有雜感，有評論，有譯文，有學術著作，還有每年事末的書賬，再交叉大批手札，除了極個體研討者，有誰這么唸書？而對于研討者來說，手頭有一份《魯迅著譯年表》，不就所有的處理題目了？我當然了解魯迅說過：“分類無益于琢磨文章，紀年有利于清楚時局，倘要知人論世，長短看紀年的文集不成的。”㉟以我的瀏覽感觸感染，選集若部頭不年夜且成分純真（如《趙樹理選集》，北岳文藝出書社，2018；《孫犁選集》，國民文學出書社，2004/2018），采用紀年那是可以的；但假如選集卷帙眾多，文類復雜，且包括若支流傳普遍的名著，則須非常穩重。將《呼籲》《徘徊》《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編》等名著徹底崩潰，讓各篇散落在一年夜堆手札與雜文中，我其實不克不及接收。絕對來說，雜文本就比擬松散，紀年重組題目不年夜；但《呼籲》等名著一旦面世，便具有不成朋分的全體性。即使是短篇小說集，作家這般編排，自有他的斟酌，且已構成某種內涵肌理（包括缺掉），你必需尊敬。書論所說的“疏可走馬，密不通風”，用在魯迅這些名著上，異樣合適。
實在，我懂得編者的立異愿看以及版權苦處，只是感到這么做，對作者不敷公正。紀年體作為一種瀏覽思緒及研討戰略，值得倡導；作為一種出書情勢，也自有其態度與興趣。但詳細到選集編輯，我仍是誇大：必需尊敬作者的權益以及名著的完全性。
四、鴻溝若何勘定與變通
談及若何編選集，良多人想當然地誇大，應支出其“一切創作/研討結果”。可這個“一切”，詳細落實到分歧專門研究、分歧前言、分歧人物身上，仍是有良多裂縫需求清算。不克不及說沒有規則，但又確切需機動把握。也就是金人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七《文辨》所說的，“定體則無，年夜體須有”。上面的會商，屬于舉例性質。
第一，若何處置譯文進集，既看事跡，也看多少數字，此中還包括學術判定。《曾樸選集》（廣陵書社，2018）共10卷，包含所著詩文小說及本國文學翻譯，譯文不只收所有的已刊，還包含部門殘稿，那是由於，學界對于曾樸的翻譯立場及才能充足承認。《林紓集》（福建國民出書社，2020）也是10卷，前5卷收林紓的文集、詩詞、小說、戲劇、文論等；后5卷收部門林譯作品，重要是小說以及序跋、考語，也包含《平易近種學》。之所以沒有全收已刊林譯小說，因多少數字其實很年夜，還有就是錢鍾書說的，以1913年為界，“在它之前，林譯十之七八都很奪目；在它以后，譯筆逐步退步，顏色枯暗，幹勁松懈，使讀者厭倦”㊱。
第二，古籍收拾能否進集，見仁見智。新文學選編，做得再好（好比《中國新文學年夜系》各卷），都不會進或人選集。古籍收拾則紛歧樣，有的所下工夫極深，影響很年夜，好比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冠冕堂皇進進《錢鍾書集》，毫無愧色，也未見爭議，因作者原來就是將其作為著作來苦心運營，且確有自家臉孔。但如許的功德不是良多，古籍編注進進選集，我偏向于從嚴把握，好比《錢鍾書選唐詩》（國民文學出書社，2020）或《林庚推舉唐詩》（遼寧少年兒童出書社，1992）等㊲，就不太適合。
第三，對于兼擅寫作與字畫的文人來說，為其編輯選集時，藝術創作能否進集，是個困難。浙江文藝出書社和浙江教導出書社1990年版《豐子愷文集》共7冊，含藝術卷四、文學卷三，只收文字書稿及插圖，這當然不克不及完全表現豐子愷的成績。因獲得國度經費支撐，加上家眷與專家共同努力，北京的海豚出書社2016年發布了總共50冊的《豐子愷選集》。從“文集”到“選集”，文字年夜有增添，但最基礎變更還在收不收畫作——選集中部頭最年夜的是美術卷二十九冊。講座場地選集若收錄畫作，必需直面中國畫創作中的程式化窘境。因應市場需求，重復構圖，流水線功課，如許的畫家其實太多了，若出書其兼及詩文與字畫的選集，不成能有圖必錄（好比齊白石畫蝦，以及范曾的人物畫）。這里的編選準繩，與文字稿的盡能夠責備，很難步伐分歧。
第四，準繩上，選集應只收自己文字，可假如具有極年夜相干性，且版權答應，附錄部門別人文字，也未嘗不成。像《張競生集》（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10卷中竟有一卷多是他人的文字，那是個特例。我是這套書的參謀，且為其撰寫“總序”，此中說起為張競生這么一個先知、文妖、叛徒、懦夫，浪漫的文士、不平的魂靈編一套學術含量較高的文集，是我未能完成的心愿。現在韓山師范學院團隊下了極年夜工夫，匯集了今朝能找到的張競生所有的著譯及晚期批駁/回想文章，我其實是悲觀其成。“同是北年夜哲學傳授，美國博士胡適引進杜威，名滿全國，引領風流數十年；法國博士張競生信仰盧梭，為何寸步難行，成為一顆劃過天際、剎時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這觸及新文明人盡力的標的目的，以及新文明活動的天花板。”㊳正是以，張競生的突起與隕落，具有學術史、文明史及思惟史的意義。斟酌到張競發展期被埋沒，相干材料散佚嚴重，編纂團隊將十分困難鉤稽出來的晚期批駁文字支出《張競生集》，我可以瑜伽場地接收。
第五，該說說那最難處置的檔案性質的文字了。奏疏、電稿、公函等，這些工具無須文采，可對于政治人物來說非常要害，能否進集，須考慮再三。多年前，我曾說起這個話題，舉的例子是中國蔡元培研討會編、浙江教導出書社1997—1998年刊《蔡元培選集》總共18卷，之所以比高平叔編、中華書局1984—1989年刊《蔡元培選集》的7卷本多出這么多，有鉤沉輯佚的功績，但很年夜水平在于增添了“那時由他掌管制訂或以其名義發布的主要公函、律例等”。凡從政者，天天都在簽文件，這些工具該不應支出選集，其實辣手㊴。岳麓書社2011年發布《曾國藩選集》增訂版，共31冊，此中詩文只要1冊，而部頭最年夜的是奏稿12冊、手札10冊，這合適我們對于這位晚清有名政治家、理學家、文學家的想象。曾國藩曾打出桐城旗幟，不論你叫他湘鄉派仍是后期桐城派，好歹是文學史上的主要關鍵。而那位洋務活動魁首李鴻章，或戰功，或實業，或交際，都很傑出，唯獨不以詩文見長，可新編《李鴻章選集》（安徽教導出書社，2008）竟多達38卷，約2800萬字。這些由浩繁專家從各檔案館、藏書樓征集/鉤稽而來的文獻，對于研討李鴻章及近代中國非常主要。可這里“選集”的寄義，曾經由“小我著作”轉為“專題檔案”了。
絕對而言，我更觀賞同屬晚清洋務派代表人物盛宣懷檔案的處置方法。“盛檔”是盛宣懷家族自1850年至1936年的檔案文獻，一億余字，毫無疑問是研討近代中國的主要史料。2015年上海古籍出書社曾發布一百冊《盛宣懷檔案選編》，幾年后分拆為六部門，分辨以《盛宣懷慈悲檔案選編》《盛宣懷賑災檔案選編》《盛宣懷鐵路檔案選編》《盛宣懷電報檔案選編》《盛宣懷典當銀號檔案選編》《盛宣懷文明教導檔案選編》的名義發行，以便于學界應用。我追蹤關心年夜學史，對那15冊《盛宣懷文明教導檔案選編》（上海古籍出書社，2019）很有好感。這個好感還來自它不叫“選集”，而是老誠實實稱為“檔案”。實在，對于政治家來說，哪些文字是他自己所撰，哪些是幕僚代筆，哪些僅僅是畫圈，曾經不主要了。記得盛氏后人與舊日幕僚曾編選《愚齋存稿》（1939年刻本）百卷，滿是奏稿、電奏稿和電稿，詩文及日誌一概不錄。這更像是政治家的樣子，本質當行，徹底與舞文弄墨的文人學者劃清界線。
五、趨避能否需要與能夠
編輯選集究竟需不需求趨避，這既是實際思慮，也是操縱戰略。無論何人，寫文章或編選集，都不成能“毫無隱諱”，窘境重要來自品德制約、社會關系以及學術判定。最直接確當然是政治上的紅線。下面說起的胡適后期反共文章無法進進安徽教導出書社版《胡適選瑜伽教室集》，或許《周作人散文選集》不收其附逆時代的若干政論，都是由於這個緣故。這兩位汗青人物成名早，抽像早已確立，其談吐也廣為人知，即使臨時不進集，也不會埋沒無聞。其別人就沒有那么榮幸了，一旦選集出書，那些有心忘記或有意掉落的文章，就再也沒有重見天日的機遇了。
這里的“紅線”，觸及國度年夜政方針，不是戔戔編纂所能擺佈。既然當今之世，“唸書無禁區，出書有規律”，那么編輯選集者就面對一個艱巨的決定：要么你躲之名山傳之后世，要么你接收審查有所躲避。這個時辰，一味唱高調是沒有興趣義的。卻是像《儲安平文集》（西方出書中間，1998）那樣，以存目標情勢，在不違反現行規章軌制的條件下，保存一點汗青陳跡，供日后的專家學者尋幽探勝，我認為是可取的。
凡編選集，最需求用力、也最不難惹起爭議的，是日誌與書札。作為編者，你以為是主要史料；而作為家眷，則感到包括小我隱私。掌管朱自清日誌收拾任務的朱喬森，是朱自清師長教師的第三子，有名中共黨史專家，他當然清楚學界的興趣。在“編后記”中，他說起“作者生前曾對夫人陳竹隱說過，他的日誌是不預備頒發的”；作為收拾者，“作了若干刪省，不外，所刪的實在并未幾”。那是由於，在他看來，日誌觸及小我隱私，將其完整公然，“是對作者的不尊敬”㊵。這一點，研討者和家眷的態度相往甚遠。想想學者們若何領導讀者從胡適日誌及手札中讀出浩繁八卦，且言之鑿鑿，津津樂道㊶，你就能清楚為何家眷頗多顧忌。有人對自家隱私看得很緊，不愿逝世后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故自行燒燬手札（如張愛玲、楊絳）；也有人將日誌作為主要著作來苦心運營，明擺著是盼望收拾出書（如吳宓）。尊敬前者“質本潔來還潔往”的意愿，至于收拾/出書/瀏覽后者的日誌，即使觸及小我隱私，也無妨拉開間隔，靈通視之。
還有一類特別的文字，記載著特定年月的政治風云與精力創傷，那就是20世紀50至70年月的檢查書。阿誰時代有數文人、學者、政治家，都曾在政治高壓下，撰寫過大批歪曲、反常的自述與揭發。這些檢查書與檢舉信能否進集，取決于當事人對汗青的熟悉以及對自我的審閱。在一個缺少懊悔傳統的國家，邵燕祥的《人生敗筆》顯得很特殊。該書的副題非常繁重：“一個沒頂者的掙扎實錄”，內在的事務包含了特按時期他人對他的揭發檢舉，以及他對自我的伐罪。在序文中，作者坦言：“在我，無論願意的或真摯的認罪，前提反射的或挖空心思的昭雪，無論檢舉他人以劃清界線，仍是以攻為守的振振有詞，明天看來，都是阿時附勢、魂靈歪曲的可恥記載。在我，這是可恥的10年。”㊷與《人生敗筆》乃自己自動編纂出書分歧，《檢查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活動中的另類文字》則是在作者往世后，因家眷靈通且周遭的狀況答應，才得以貢獻給讀者的。“在若何處置這些‘檢查書’的題目上，我們是有過遲疑的。公然表露，似乎有損于父親在人們心中已有的抽像，何況這又是那么一段不勝回想的痛史，有什么需要再拿出來聒噪明天這一片歌樂呢？可是，正由於是痛史，所以更不該該被遺忘。如許一種記憶，對于生者是有特別教益的。”㊸此書的部門內在的事務，曾被歸入郭小川夫人及後代編纂收拾的《郭小川選集》第12卷（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0）。也就是說，必需是家眷自動供給，剛剛能夠給研討者留下此等可貴的史料。在殘暴的政治活動中，為求盡早過關，年夜凡寫檢查的，都是從自動辯護到願意認可，再到自我糟蹋。明日黃花，讀這些願意的檢查書，倍感心酸與肉痛。故此類文字能否公然甚至進集，取決于自己或家眷的意愿，外人不克不及強求㊹。
留在作者手中的檢查書或揭發信究竟是少少數；這些工具，年夜都存在各級檔案館里。固然“文革”停止后有過不止一次檔案清算，往除那些過火荒誕的，但當事人在歷次政治運作中撰寫的自述與檢查，仍赫然在目㊺。假定有一天政策調劑，周全開放過了保密期的檔案，那時編輯選集的專家，有沒有權利將自己所撰檢舉別人或交接本身的文字抄寫出來，編纂進集呢？若可以，良多人的抽像能夠剎時坍塌。自我檢查可以懂得，受命或自動檢舉別人且形成嚴重后果的㊻，該怎么解讀？不清楚今世中國的政治軌制以及特定年月的精力氣氛，將其一概回為“臥底”，并加以激烈的品德訓斥，我認為不太妥善㊼。異樣是不實的揭發檢舉，哪些是組織規律，哪些是小我品德，哪些是時期局限，需細心分疏，其實不宜直接抄寫進集。並且依照今朝的版權法，你在檔案館里或私家手中找到往世50年內的或人手稿（手札、日誌、詩文、檢查書、檢舉資料），可據此做研討、寫論文，但無權私行將其全文公布。
檔案里未見天日的機密良多，有待專家挖掘、瀏覽與闡釋。只是分歧時代、分歧地域、分歧類型的檔案，治理方法懸殊，寬嚴標準也紛歧樣。作為研討者，只需能看到且未被制止公布，就可以援用。但有一點，觸及嚴重且嚴厲的話題，須細心衡量，切忌草率下結論。由於，我們在檔案館里看到的，往往只是吉光片羽；工具看多了，你就逐步清楚題目的復雜性，等構成絕對完全且自力的見解，阿誰時辰再講話不遲。
最后聊下關于編輯選集的幾個小提出：第一，不要受項目經費及市場遠景引誘，啟動“選集”編輯時須穩重，若無盡對掌握，寧可采用“文集”或“集”的說法，那樣回旋余地更年夜。第二，若部頭太年夜，提出另出輕裝上陣的“小選集”，也就是將譯文或古籍收拾部門零丁發行（如《魯迅選集》《茅盾選集》《巴金選集》），那樣更利于瀏覽與傳佈。第三，若真是了不得的年夜人物，非“年夜選集”不成，則請斟酌多媒體的傳佈方法，以便包容諸多新時期的新文本——如電子郵件、微信、德律風采訪、錄像專訪等。第四，斟酌到進進電子時期，材料保留其實太不難，所有的收拾實在沒有需要，提出將那些只是專家才需求的材料留給檔案館/留念館，或制作成數據庫。說究竟，就一句話，認可專家與民眾的高興點分歧，盼望將瀏覽價值與留念意義離開，略為調劑今朝過火誇大“研討”因此將“選集”釀成了“檔案”的年夜趨向。
注釋：
①陳平原：《“大師”與“選集”》，《中華唸書報》2003年9月17日。
②陳平原：《學術史視野中的魯迅與胡適》，噴鼻港《中國文學學報》第九期。
③郁達夫：《選集自序》，載《達夫選集》，發明社，1927。
④就以上述三位為例：《郭沫若選集》分“文學編”“汗青編”“考古編”，共38卷，1982年起分辨由國民文學出書社、國民出書社和迷信出書社陸續發布。《郁達夫選集》10卷，浙江文藝出書社，1992；《郁達夫選集》12卷，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07；《冰心選集》（第三版）10冊，海峽文藝出書社，2012。
⑤如2009年外語講授與研討出書社開端陸續發布《季羨林選集》時（全30卷），季師長教師還活著。至于北京的三聯書店1994年發行《金庸選集》，間隔金庸師長教師往世還有14年。
⑥王瑤：《體裁辨析與總集的成立》，載《中古文學史論》（典躲版），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4，第90-110頁。
⑦陳平原：《扶植者的姿勢——讀北年夜版〈胡適文集〉有感》，《中華唸書報》1999年2月10日。
⑧陳平原：《劇烈的利益與害處——關于劉師培的掉節》，初刊《西方文明》1999年第2期；又見《昔時游俠人——古代中國的文人與學者》，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第79-109頁。
⑨《錢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0。
⑩錢玄同：《〈劉申叔師長教師遺書〉序》，載劉師培《劉申叔遺書》上冊，江蘇古籍出書社，1997，第28頁。
⑪李妙根編：《劉師培論學論政》，復旦年夜學出書社，1990。
⑫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廣陵書社，2008。
⑬魯迅：《趨時和復古》，載《魯迅選集》第五卷，國民文學出書社，1981，第536頁。
⑭魯迅：《關于太炎師長教師二三事》，載《魯迅選集》第六卷，國民文學出書社，1981，第545-546頁。
⑮陳平原：《有思惟的學問家——關于章太炎》，初刊《文學不受拘束談》1992年第2期，支出《昔時游俠人——古代中國的文人與學者》，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第69-78頁。
⑯王逢振、盛寧、李自修編：《最新東方文論選》，漓江出書社，1991，第448頁。
⑰彥火：《錢鍾書拜訪記》，噴鼻港《明報》1981年6月24日。
⑱董橋：《精華沉浮錄（二）》，海豚出書社，2012，第110-111頁。
⑲錢鍾書：《〈人·獸·鬼〉和〈寫在人生邊上〉重印本序》，載《人·獸·鬼》，福建國民出書社，1983。
⑳楊絳：《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立場》，載《楊絳選集》第二卷，國民文學出書社，2014，第313頁。
㉑㉘張昌華：《我為他們照過相》，商務印書館，2017，第384、384頁。
㉒鄭文林：《錢鍾書瑣記》，載《憶舊瑣記》，今世中國出書社，2018，第22頁。
㉓謝泳：《中國古代文學史研討法》，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0，第124頁。
㉔吳秀明主編：《中國今世文學史料題目研討》，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2016，第306-308頁。
㉕㉗㊴陳平原：《為何故及若何編“選集”——從〈章太炎選集〉說起》，《中華唸書報》2014年6月25日。
㉖在《〈人·獸·鬼〉和〈寫在人生邊上〉重印本序》中，錢鍾書有這么一句抽像的俏皮話：“被挖掘的喜悅使我們這些人疏忽了被裸露的風險，不想到作品的藏匿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虛名。假設作者自己帶頭餐與加入了挖掘任務，那很能夠得失相當，‘自投羅網’會變為牴觸同一的雙關語：掘開本身作品的宅兆恰好也是掘下了作者本身的宅兆。”
㉙陳平原：《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討》，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第179-181頁。
㉚周尚文：《法國作家R.羅蘭和A.紀德訪蘇不雅感惹起的風浪》，載上海社會迷信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討所、國外社會主義研討中間編《世界社會主義研討年鑒（2013）》，上海國民出書社，2014，第701頁。
㉛陳平原：《“未刊稿”及其他》，《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04年第3期。
㉜㉞金宏宇：《中國古代文學史料批評的實際與方式》，社會迷信文獻出書社，2021，第275-276、276頁。
㉝異樣屬于技巧緣由的，還有共32卷的《沈從文選集》（北岳文藝出書社，2002）——前27卷采用年夜32開，后5卷改用年夜16開本，因后者需求大批插圖。
㉟魯迅：《且介亭雜文·序文》，《魯迅選集》第六卷，國民文學出書社，1981，第3頁。
㊱錢鍾書：《林紓的翻譯》，載《舊文四篇》，上海古籍出書社，1979，第78頁。
㊲《錢鍾書選唐詩》并沒有進進三聯版《錢鍾書集》，那是國民文學出書社以1983至1991年間錢鍾書遴選、楊絳抄寫的唐詩選手稿收拾而成，很有留念意義，但說不上有多年夜的學術價值。至于進進清華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版《林庚詩文集》第七卷的《林庚推舉唐詩》，卷首有闡明“由于作者那時年紀已高，從近五萬首唐詩中選出一百多首已消耗大批精神”，注釋任務由其門生吳小如等代為完成。
㊳陳平原：《新文明活動的另一面——從盧梭信徒張競生的敗走麥城說起》，初刊2018年11月30日《文報告請示·文匯學人》，又見《張競生集》第一卷，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
㊵《朱自清選集》第九卷，江蘇教導出書社，1997，第568-570頁。
㊶周質平：《胡適與韋蓮司密意五十年》，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8；周質平編譯：《不考慮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安徽教導出書社，2001。
㊷邵燕祥：《為什么編這本書？——〈人生敗筆〉序》，載《人生敗筆——一個沒頂者的掙扎實錄》，河南國民出書社，1997。
㊸郭曉惠：《媒介：父親的另一種文字》，載郭小川著、郭曉惠等編《檢查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活動中的另類文字》，中國工人出書社，2001。
㊹關于《王瑤選集》支出檢查書的顛末，以及選集出書后，若何處置新發明的檢查書，我在《手稿研討的視野、方式及戰略》（噴鼻港《中國文學學報》第十一期）中有具體先容，可參閱。
㊺我父親只是個經過的事況稍為復雜的中專語文教員，往世多年后，我到他原任務單元看檔案，那真是“不看不了解，一看嚇一跳”。
㊻寓真（李玉臻）：《聶紺弩刑事檔案》，噴鼻港明報出書社，2009；又刊《中國作家》紀實版2009年第2期。
㊼拜見時人對于楊憲益著、薛鴻時譯《漏船載酒憶昔時》（北京十月文藝出書社，2001）以及英若誠、康開麗著，張放譯《水流云在——英若誠自傳》（中信出書社，2016）的過度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