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暮年的唱和詩：嚶其叫兮 求其友聲–文史–中國找九宮格會議室作家網
要害詞：劉禹錫
劉禹錫是中晚唐時期的主要作家，政治上的永貞改革和詩歌界的詩豪美名配合鑄就了劉禹錫的雄直抽像。研討者多追蹤關心他的詠史詩、實際詩、樂府詩等，而其唱和詩也是組成他文學圖景不成或缺的構成部門。尤其是寶歷二年（826）到他往世的會昌二年（842），即55歲到71歲的暮年，他的詩歌創作中快要70%都是唱和詩。劉禹錫暮年以詩酬唱的伴侶圈包含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牛僧孺、李德裕、令狐楚、竇常等文壇、政壇俊彥。此中，62%的唱和作品是與同齡人白居易的酬和。故下文以劉白唱和為線索來梳理。
寶歷二年55歲的劉禹錫和白居易初度相見，在這之后唱和詩交通日漸頻仍。固然早在元和五年劉白曾經開端唱和，但多少數字很是少，均勻一年不到一組。寶歷二年冬，劉禹錫停止了二十多年的貶謫生活，與白居易在揚子津初次相遇。白居易對劉禹錫前半生的貶謫佈滿不服和同情，“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何如……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醉贈劉二十八使君》）。劉禹錫共識出生了名篇《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前半感嘆“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的悲愴，后半引吭“沉州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高歌。黃鐘年夜呂的豪放使白居易三年后浮光掠影贊不停口，“‘沉船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該有靈物護之”（《劉白唱和集解》），并據此類作品總結出劉禹錫詩歌的作風：“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詩豪”一評遂成為后世評劉禹錫詩風的定論。如宋人邵博已指出“詩豪，白樂天目夢得云”（《邵氏聞見后錄》卷一九）。當白居易回想與劉禹錫的唱和過程，“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會議室出租犯之”（《劉白唱和集解》），確認了劉禹錫在創作和友誼上對本身的主要意義，這就是傳播后世的“劉白”并稱。對此，野史和詩評家言之鑿鑿，早有定論：“（元稹）卒，（白居易）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新唐書·白居易傳》）；“年夜歷后詩，夢得高于文房，與白傅唱和，故稱‘劉白’”（沈德潛《唐詩別裁》卷一五）；“人與樂天并稱，緣劉、白有《唱和集》耳”（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可見，唱和詩對于劉白這對詩友的意義是多麼主要。
從寶歷二年（826）到年夜和五年（831），劉白足未出兩京，在宴飲歡聚、餞送酬贈的唱和中，劉禹錫以詩豪為底色的心態和詩風開端逐步接收白居易的影響，有興趣識地收斂矛頭，趨勢閑適。當白居易以自創的“中隱思惟”為領導，分司洛陽閑官：“昔時蹙促為遷客，本日自在自往官……塵纓世網重重縛，回想方知出得難。”（《長樂亭留別》）劉禹錫遭到震動，也有心步其后塵：“九霄路上辭朝客，四皓叢中作少年……洛陽舊有衡茆在，亦擬抽身伴地仙。”（《刑部白侍郎謝病長告改賓客分司以詩贈別》）兩京的唱和詩作以閑適的生涯、調笑快活的基調開端腐蝕劉禹錫的豪壯之氣。
年夜和五年，白居易前半生的好友元稹往世，劉禹錫也遭到炙手可熱的牛黨排斥而出朝，外牧蘇、汝、同三州。兩邊同時遭到的衝擊促進了劉白暮年互為“排他式良知”的契機——“同年同病齊心事，除卻姑蘇更是誰？”（《寄劉姑蘇》）由于政治上的掃興和苦悶，已經剛強豪放的劉禹錫在60歲的暮年逐步加倍果斷地接收白居易閑適隱居的思惟：“終期拋印綬，共占少微星。”（《贈樂天》）“莫嗟雪里臨時別，終擬云間相逐飛。”（《醉答樂天》）“煙波洞庭路，愧彼扁船人。”（《到郡未浹日登西樓見樂天題詩因即事以寄》）劉禹錫頑強豪放的詩風固然并未完整消解，但只偶有發聲。《樂天寄重和晚達冬青一篇，因成再答》應用了詩豪式的語調高歌出不向命運屈從的奮進之音：“東隅有掉誰能免？北叟之言豈便誣？振臂猶堪呼一擲，爭知掌下不成盧？”那時李黨暫處上風，劉禹錫用因禍得福焉知非福的典故鼓勵李黨振奮精力，登高一呼，以待運轉。清人何焯贊嘆劉禹錫至老不衰的堅強幹勁：“夢得生平可謂知進不知退矣。”
年夜和五年末（831）到年夜和九年（835）的四年間，劉禹錫輾轉蘇、汝、同三州，與閑居洛陽的白居易較少宴飲游賞，所以唱和詩風在閑適情調中融進了友誼的溫度。劉禹錫《秋夕不寐寄樂天》：“何人諳此景？遠問白師長教師。”白居易《酬夢得秋夕不寐見寄》：“何言千里隔？秋思一時生。”人雖遠隔南北，情卻不分西東，這份友誼在互訴衷腸般的輕言慢語中流露出重于千鈞的深邃深摯，且只限于兩邊。又如白居易《立秋夕有懷夢得》：“夜茶一兩杓，秋吟三數聲。所思渺千里，云外長洲城。”劉禹錫《酬樂天七月一晝夜即事見寄》：“外物豈缺乏，中懷向誰傾？秋來念回往，同聽嵩陽笙。”脈脈友誼暖和著兩個厚交的心靈，這種暖和甚至曾經演化為相互依附的一種慣性氣力：“獨吟誰應和？須寄洛陽城”（劉禹錫《冬日晨興寄樂天》）；“詩成遣誰和？仍是個人空間寄姑蘇”（白居易《初冬夙起寄夢得》）。人生的暮年，政治的窘境，重重的壓力下，劉白最有溫度的友誼，在唱和詩中彌漫著馨噴鼻。
也恰是這種慣性，與劉禹錫頑強和堅強的性情產生了最后的比武，帶來劉禹錫終極出處牴觸的決定：“背時猶自居三品，得老終須卜一丘。”（劉禹錫《酬樂天見寄》）“還思謝病吟回往，同醉城東桃李花。”（劉禹錫《郡齋書懷寄河南白尹兼簡分司崔賓客》）這一受白居易影響而發生的退隱優游卒歲的動機與秉性中“愿托扶搖翔碧虛”的牴觸，在年夜和九年的政局動蕩——甘露之變后天真爛漫而化解，劉禹錫出處的扭捏、創作的轉向終極塵埃落定，而與白居易合流——分司洛陽，閑散至終。
甘露政變后家教，從開成元年（836）到會昌二年（842）往世，劉禹錫在洛陽和白居易、裴度、令狐楚、李德裕頻仍唱和，集中浮現了詩酒賞玩、嘆老調笑的暮年生涯。在洛陽，劉禹錫與白居易、裴度等焦點詩友們過著悠閑的半隱居式生涯，是以多有詩酒宴集和酬和賞玩之作。好比開成元年劉禹錫一回洛陽，就火燒眉毛要和老友們詩酒歡聚，正巧裴度的別業綠野堂剛建成，三人縱享集聚之樂。《自左馮回洛下酬樂天兼呈裴令公》：“新恩通籍在龍樓，分務神都近舊丘。自有園公紫芝侶，仍追少傅赤松游。華林霜葉彤霞晚，伊水晴光碧玉秋。更接東山文酒會，始知江左未風騷。”劉詩將裴度比作謝安，又盛贊他們的宴會比謝安的江左風騷有過之而無不及。白居易《喜夢得自馮翊回洛兼呈令公》：“上客新從左輔回，高陽興助洛陽才。已將四海申明往，又占三東風景來。甲子等頭憐共老，文章對手莫相猜。鄒枚未用爭詩酒，且飲梁王道賀杯。”白居易對“甲子等頭”的老友回來表達了熱鬧接待，終于可以朝朝暮暮相伴，對于劉白來說意義嚴重，“文章對手莫相猜”即以詩彼此唱和交通甚至比拼的良知非對方莫屬。開成二年，劉、白、裴等又于三月三日修禊洛濱，“群賢勝會稽”，賦詩游樂，“騷人競分題”，盛況堪比蘭亭。
走向人生起點的六年，劉禹錫終極完成了暮年思惟和詩風的改變。如白居易《題酒甕呈夢得》：“若無清酒兩三甕，爭向白須萬萬莖……更擬共君何處往？且來同作醉師長教師。”劉禹錫《酬樂天偶題酒甕見寄》：“門外塵凡人自走，甕頭清酒我初開……何幸相招同醉處，洛陽城里好池臺。”淺易直白的說話，嘆老游宴的主題，閑適無法的心態，不只配合筑牢了“劉白”的并稱，劉禹錫的抽像也在暮年悄然徹底改容。又如白居易《晚夏閑居盡無賓客欲尋夢得先寄此詩》：“無人解相訪，有酒共誰傾？老更諳時勢，閑多見物情。只應劉與白，二叟自相迎。”劉禹錫《酬樂天晚夏閑居欲相訪先以詩見貽》：“酒醅晴易熟，藥圃夏頻薅。總是班行舊，閑為鄉里豪。顛末更何處？景致屬吾曹。”劉禹錫對白居易的回應，題旨重復、辭藻相同、思惟附近，可見劉禹錫與白居易的周全合流。
在最后一個時代，劉禹錫和白居易視對方為排他式良知，“唯君比萱草，相見可忘憂”（《贈樂天》）。白居易也同病相憐：“借問萱逢杜，何如白見劉？”（《酬夢得比萱草見贈》）萱草和狂藥的消憂解悶，終不及同年同白頭的歲月沉淀。在隱逸式的閑居交流狀況下，劉禹錫既消解了豪壯的心性，又經由過程反復吟寫將暮年的詩風改轍為“閑適”，而這恰是白居易詩風影響的表現。
總之，劉禹錫暮年私密空間重要創作唱和詩，以嘆老調笑、閑適游賞的日常生涯為內在的事務，不再如以往追蹤關心時政決心譏諷。“詩豪”抽像的消解既是中晚唐時政年夜潮的客不雅裹挾，也是他出處思惟的客觀選擇。而劉禹錫暮年從出處選擇到精力思惟、從詩歌情勢到詩歌作風的選擇和改變都與他最重要的詩友白居易有親密關系。恰是與白居易的唱和詩，潤物細無聲地影響了劉禹錫人生心態和創風格格的轉變，這個轉變既屬于劉禹錫小我，也預示了晚唐時期的到來。
（作者：趙樂，系內蒙古元代文學研討基地副研討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