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答姚鼎力：學術批評可以同等交流于“打棒子”嗎？
作者：汪榮祖
來源：彭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蒲月初六日戊辰
耶穌2015年6月21日
我回復姚鼎力批評我所編的《清帝國性質的再商議：回應新清史》，很快有了回應。姚文的題目是《略蕪取精，可為我用——兼答汪榮祖》（載2015年5月31日《上海書評》）。但是內容并不是談若何略蕪取精，若何為我所用，而是針對我對他的質疑，并時而爆出情緒性的激憤之詞。在網上還有他的學生為之叫好，說他的姚老師“抽”了我！姚鼎力更將我的文字隨心制造牴觸，夸年夜其詞，甚至誤解之余，代我認錯，獲得爭勝的滿足感家教。是誰在“深文周納、巧舌羅織”啊！眾目可見，明明全文在答覆我，偏偏說“兼答”，好比明明是全職，卻說是兼差。就此而言，無論他的正題或副題，都有點文不對題。
我與姚鼎力素昧生平，全無恩仇可言，很天然是對事不對人，所以對事我針鋒相對，不稍假借，然對其人仍尊之為“舞蹈教室姚師長教師”，并“敬答”對我所編之書的批評，這就是所謂對事不對人。可是他絕不客氣，不僅直呼其名，並且以“兼答”以示輕蔑。類此針對個人的態度，我并不在乎，也不怪他，誠如他所說“進墨者黑”，我也只好隨俗了。
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議：回應新清史》
質疑新清史最重要的問題是清帝國的性質
姚鼎力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最基礎會議室出租是假議題，沒有人“周全否認新清史的研討結果”，說“周全”，豈非夸年夜其詞？我所編之書就是如他所說，很具體地指出新清史立論中“那些關鍵性的錯誤畢竟是若何”，何來周全否認？老姚優為者，不過是把別人的說法推向極端，然后加以抨擊。一言以蔽之，我們質疑新清史最重要的是年夜問題，是有關清帝國性質的年夜問題。既然說白璧之瑕都不用曲諱才是邪道，何況不是白璧？白璧之瑕都不成疏忽，“蕪雜”能疏忽嗎？我的懂得是“蕪雜”必須充足揭穿后，證明是“蕪雜”，才幹略之。否則容忍“蕪雜”，“菁英”安彰？更不免難免鄉愿。
我說姚鼎力“未讀懂”新清史的重要論點，是很具體的，但他夸年夜成“不識字”，有何意義呢？就像他夸張地說，“周全否認”、“一幅整體坍塌的好笑圖景”、“一團向壁虛構的夢囈”、“一堆不具有任何積極的正面意義的渣滓”等等都是他所編荒誕的描述詞，除了他之外，誰說過這些話呢？我已具體指出，新清史最基礎不接收“漢化”說，認為是一錯誤的概念，我在“敬答”一文中，不吝援用他們的原文來作說明，但姚鼎力依然視若無睹。很顯然，“漢化”與新清史所主張的“族群主權”有牴觸，所以他們并不如老姚所懂得的講座場地，“漢化”是不值得再提的“老故事”。我認為歐樹德將“漢聚會場地化”懂得為“全盤漢化”，其意圖由于“漢化”難以否認，故將之極端化來否認漢化，因“全盤漢化”就像“全盤歐化”事實上是不成能的事。我甚至認為即便是漢人，也難說“全盤漢化”。所以假如把“漢化”懂得為“全盤漢化”，則無“漢化”矣！但姚鼎力卻將之誤讀為歐樹德只分歧意“全盤漢化”，還要自問他為何不成用“全盤漢化”？他當然可用，但他能否也是要將漢化解作“全盤漢化”，以便否認漢化？我在“敬答”一文中，勸姚不要再硬拗“全盤漢化”，惋惜他不單置若罔聞，反而矢口不移我是“全盤漢化論”者，有這樣蠻干的嗎？
姚鼎力說我單挑“漢化”，就是他不讀何炳棣原文的亂點鴛鴦譜，何文不僅指責並且抗議羅友枝單挑漢化。羅既然單挑漢化，何老師長教師當然以“捍衛漢化”回應，假如羅不抨擊漢化，何又何須“捍衛漢化”？無“的”哪有“矢”啊！可是姚鼎力依然要批評何文只談第三條的漢化。姚鼎1對1教學力似乎還是搞不明白，新清史不是要對“漢化”作正面的反思，而是最基礎質疑“漢化”此一概念與用法，甚至指責“漢化”乃現代中國平易近族沙文主義的產品，但姚鼎力依然認為，新清史的“漢化觀”沒有什么不對。關于新清史的“漢化觀”，我在前文已聚會場地經詳述，就請讀者本身往判斷了。
年夜清帝國既然擁有內亞，具有內亞屬性，自不待言，誰會往否認內亞屬性？但姚鼎瑜伽教室力卻“又驚又喜”地發現我承認了新清史的“內亞視角”。請問我個人以及所編的整本書，何來否認“內亞視角”的言詞？關鍵能否如新清史所說，清帝國擁有遼闊的內亞之后，就成為內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了？甚至中國竟是內亞帝國的一部門？姚鼎力對此最關鍵的問題，卻推說由于篇幅所限，不予表態！（事實上，他浪費了不少筆墨年夜談一些絕不相關的事。）他難道看不見，新清史夸年夜內亞屬性之后，認為清帝國融會兩種傳統之后，是一內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了，也就不是“中國的朝代”。這是新清史的論斷啊！姚鼎力卻對我年夜興問罪之師。他援用我的結論，不提我的論證，年夜罵“錯亂”。正因為此乃有關清帝國性質的年夜問題，所以我們提出“商議”，以回應新清史，重要反駁清帝國是內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之說，未料卻觸老姚之怒。
歐樹德厚達五百八十頁的年夜書《滿洲風》（The Manchu Way，編者注：又譯為“滿洲之道”）以八旗與族群認同為主題，包括甚廣，絕非如姚文所說“繼續維持滿漢界別”。他是要以“滿洲風”來代替“中華風”（The Sinic Pax）的。但是“滿洲風”能代替“中華風”嗎？顯然不克不及！就拿八旗來說，乃滿洲最最基礎的軌制，請問滿族進關之后，清帝奉行的是傳統私密空間中華一人帝制，還是八王配合議政制？謎底不是很明顯嗎？姚鼎力認為內亞的政治文明資源發揮了“至關主要的影響”，卻不說哪些政治文明資源，也不說“至關主要”到何田地？能否如新清史所說，主要到已不克不及再稱作中華帝國了？姚鼎力說，有來由把清與漢、唐、宋、明的“統治體制區別開來”。漢、唐、宋、明都是中華帝國，區別開來清帝國即非中華帝國了？那豈不就是清不是繼明共享會議室，而是繼元。言下之意，豈非與中華平易近國只能繼明的說法相當分歧。這種主張姚鼎力能接收嗎？沒想到他竟然說，在汪榮祖的心目里，“滿洲傳統最基礎就不屬于中華傳統”！他老兄代言錯了，須知這話是在新清史諸君的心目里，不是在我的心目里。他對“代言”一詞，似甚敏感；其實我毫無貶損之意。你覺得產品好，為之代言，應該是光榮的事啊！但“代言”絕不成不誠實。
歐樹德著《滿洲風》
無能否認的事實是，滿族進主華夏是要做中國的天子，國號曰清，定都北京，政治與文明的中間毫無疑問在華夏。清朝管理內亞的方法與華夏紛歧樣，因地設施，無足為奇，因仍在華夏的中心當局掌控之下，更何況地處內亞的新疆后來也成為中國的行省。何炳棣說清帝國的政治文明中間在華夏而非內亞，并沒有認為漢化是清帝國勝利的獨一緣由，他一共舉了五個緣由，但他認為清帝國統治政策的焦點依然依賴傳統中國的政策。這話并沒有錯，但姚鼎力偏偏要將何師長教師定型為一“尺有所短”個人空間的“極端漢化主義者”！華夏漢人與漢文明對年夜清帝國的貢獻，何師長教師已經講了許多，姚鼎力無妨講座場地多講一點內亞的政經文明資源對清帝國的貢獻，假如能證明內亞的資源年夜于華夏，足可以“內亞帝國”取代“中華帝國”，則新清史諸君必樂見姚鼎力能青出于藍也。
眾所周知，清帝國不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的多平易近族政權，中華帝國從秦到清，一向是多平易近族互動的全國。所以甘德星證明康熙自稱中國天子，至關主要，但是姚私密空間鼎力卻說不主要。新清史認為滿洲人“裝扮成漢人的統治者”；換言之，實際上并不是，只是“裝扮成”。東方學者往往把非漢人統治的政權視為“馴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所以那王朝是馴服者的王朝，而不是被馴服者的王朝，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外來政權”，也就不是“中國的朝代”。這不是“奇談怪論”的“年夜昭雪”嗎？我并沒有說錯啊！我曾幾回再三“敬告”姚鼎力，洋人只認漢人是中國人，中國學問叫“漢學”，滿人、蒙人、躲人都不是Chinese，但老姚還是聽不懂。所以我說american人了解本身是多平易近族國家，卻不知中國也是一多平易近族國家，但是姚鼎力竟然莫名其妙地說我也不了解中國是一多平易近族國家，能夠這樣子亂說話嗎？滿洲族群像漢人一樣具有血統觀念，然經過長期的歷史經驗，最終成為“歷史平易近族”，也就是多元的中華平易近族，但滿人或漢人都不宜被稱作“歷史平易近族”。滿洲認同沒有消散又若何共享會議室？我曾幾回再三提到，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是兩碼事。中國人的省籍認同也從來沒有消散過，不是嗎？
姚鼎力說：“汪榮祖主張若非漢化，即成外國的說法。”請問我在何處說過這句話？此猶如洋人所說“把你的話塞進我的嘴里”（put your words into my mouth）。將漢同等中國是東方人的主張與說法，所以他們雖然把中國歷史上非漢人政權寫進中國史，但視為“外來政權”或“馴服王朝”。事實上，這些王朝無論五胡、遼金元清絕非外國，即便是少數平易近族政權，依然是中國。姚鼎力提到呂思勉，原來是要借呂氏之口，指元朝不是中國。呂師長教師那一輩學者于辛亥反動后仍具濃厚的夷夏之辨的思惟，忘了中國是多平易近族的國家，更不應套用外國名詞，把元代視為“殖平易近地時代”，因年夜元就是中國的國號，蒙前人進主華夏也是要做中國的天子，忽必烈又稱元世祖，也是中國的廟號。姚鼎力是元史專家，應該了解得更多。他也應該了解，即便呂師長教師雖不恰當地把元朝視為“殖平易近地”，但還是中國史的一部門，不是嗎？但他卻以我認為寫進中國史，就是把元朝視為中國，有違呂師長教師的本意。臺灣從1895年到1945年是真正的japan(日本)殖平易近地，蒙前人到中國成立元朝，japan(日本)人并未到臺灣成立和朝，兩比擬較就了解，說元史是中國被殖平易近的歷史是不符事實的。但是臺灣五十年被殖平易近的歷史依然要寫進臺灣史，不是嗎？american殖平易近時代也是american史的一部門啊！老姚不免難免少見多怪矣！他更借此年夜玩文字游戲，莫名其妙說我“清朝若非全盤繼承漢家傳統，即掉往代表中國之資格”。我在哪里說過這句話？我幾回再三說過，所謂“全盤漢化”最基礎是不成能的假議題，我幾回再三說過年夜清足有資格代表中國。認為清朝不代表中國的是新清史諸君啊！他竟然還要反問我，“清朝究竟還算中國嗎”？ 此一年夜哉問，你應該往問新清史諸君啊！需求“錯亂”地問我嗎？
清、俄兩年夜帝國的性質最基礎有異
我在“敬答”一文中指出，清帝國不克不及與俄羅斯帝國相提并論，因看起來都是“晚期現代帝國”，但貌齊心異。姚鼎力不克不及理會，寫了一年夜段來反駁。他接收俄國晚至十九世紀末還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說法，但同時又確定俄國是已奉行帝國主義的帝國。按十九世紀末的“新帝國主義”的特征是向海內擴張奪取資源、市場與勞力。請問若非資本主義發展到相當階段，會有“新帝國主義”的出現嗎？無因能有果嗎？列寧所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有其洞見，東方學者也未嘗因人廢言。即便不是“最高階段”，也必須要有相當階段才能夠發生。姚鼎力問我“是不是社會發展五階段的追隨者”？這話在我聽來相當不測，因我一向認為任何學說，只需具有批評的目光，都可為我所用。學術不是幫派，談不上“追隨”。若具有批評的目光，就不會將一偏之說視為“主流”或“定論”。如姚鼎力跟著有些東方人，將帝俄視為“專制的和集體的非歐洲帝國”，真不用吠形吠聲，何不獨立思慮一下：帝俄不是歐洲國家，難道是亞洲國家？即便可稱“歐亞帝國”，重心還在歐洲吧！
共享空間說到“資本主義”（capitalism），最基礎的概念是一以資金取利的經濟軌制，無論制造業與服務業都是為了市場供需，最純粹的資本主義是沒有當局干預的公有企業與市場經濟，但純粹的并未幾，即便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生產形式”也幾多有分歧水平的“私有”與“把持”。有此基礎概念，就不用從一些譯書中找些說法，在抽象的名詞里打滾，作言不及義的解釋。姚鼎力要“把克利歐還給克利歐”，那就請克利歐出來說明具體的歷史事實，了解一下狀況十八世紀的帝俄是不是已進進資本主義。
俄國的彼得年夜帝與清帝國康熙年夜帝同時，已開始周全歐化，將俄國帶進西歐世界。他在俄國單薄的基礎上樹立了年夜規模的重工業，年夜年夜發展瑜伽場地了紡織輕工聚會場地業，輸進各種新型的制造業，以及成長四倍的國際海上貿易。在1695年俄國只要十七家鐵工廠，到1725年增添到二十五家。彼得年夜帝發展工商政策的目標，當然是要富國強兵，由當局主導，但至1725年烏拉地區（Urals）百分之二十的鐵產已由私營，而早在1716年，高質量的俄國鐵器已出現在倫敦市場。當彼得年夜帝駕崩舞蹈場地時，俄國所出產的生鐵已經稍微超過英國，二十五年之后遠遠超過英國。到俄國葉瑜伽教室卡捷琳娜二世時，俄國已代替瑞典成為歐洲最年夜的鐵生產國。從1710到1725年間，不少國營工廠轉為私營，彼得年夜帝也以優惠條件鼓勵創辦私家企業與公司。其實他早在1699年就已鼎力奉行仿效東方開設各種分歧交流項目標工商業公司，發展貿易與各類制造業，他也從年夜商人與制造業者那里獲得相當多的資金來發展工業與科技。有此工商政策，俄國的國際貿易小樹屋額在彼得年夜帝任內已成長了四倍，且在整個十八世紀持續不衰。所以俄國東家教進到內亞與東亞以及西伯利亞，重要也是為了尋求資源與商利。請問十八世紀的俄國有輕重工業、有各種制造業、有公有資本、有國際貿易與市場經濟，以及有追尋龐年夜好處的工商政策，若何可否認已經進進資本主義呢舞蹈場地？在歷史女神眼前還需求引經據典來強辯嗎？姚鼎力信任俄國晚到十九世紀末尚非資本主義國家，不是太“莽撞”了嗎？他想送給我“莽撞”的帽子，還是還給他本身吧。
康熙年夜帝和彼得年夜帝
反觀十八世紀的年夜清帝國也在亂世，康熙年夜帝雖從耶穌會士（Jesuits）獲得東方的訊息，對西學也發生興趣，但幾乎完整沒有反應到國家政策上來。康熙經營的依然是傳統中國的朝貢體制，到乾隆暮年英國派青鳥使馬戛爾尼（George McCartney）來華請求互市，仍遭到拒絕，就是不愿意放棄原有的體制，被東方人稱為“遲滯的帝國”（Immobile Empire），直到十九世紀東方進侵，李鴻章才驚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很明顯的，清、俄雖同為“晚期現代帝國”，但一進取，另一守成，兩年夜帝國的性質最基礎有異。我說“貌齊心異”，姚鼎力不克不及會意，只好再列舉一些眾所周知的史實，供他參考。
侵犯性與防御性的擴張是兩碼事
姚鼎力也不克不及辨別侵犯性與防御性的擴張，其實略觀明清史便知，南方蒙古的威脅是一貫的。明朝無力進取，只能筑邊墻，做最守舊的全線防御；清朝具有的長城以北以及內亞的優勢，才幹做進取的防御，樹立滿蒙“旗盟軌制”，目標是戰爭相處，分而治之，以策平安，與東方的殖平易近軌制，乃兩碼事。康熙征討準噶爾蒙古，交流因噶爾丹破壞此一平安體系，進侵內蒙，迫近北京。我在“敬答”文中有詳細的敘述，但姚鼎力依然不克不及判斷康熙征討噶爾丹的動機。就拿姚鼎力提出來的“義利之辨”來說，東方新帝國主義、殖平易近主義幾乎全為了“利”，但是清帝西征有何利可圖？多的是勞平易近傷財，乾隆十年夜武功反而成為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年夜清既然是為了北疆的安寧與平安，可稱為“義”。無論若何，清朝在內亞的建制不克不及同等東方的殖平易近軌制，吳啟訥在我所編書中已經詳述，不用再贅，唯不知姚鼎力可否接收耳。至于擴張動機的善惡當然是主觀的價值判斷，未嘗沒有公平客觀的能夠性，至多善惡有水平之別，我想姚鼎力也不至于認為年夜清的擴張與新帝國主義的擴張是難兄難弟。善惡也未嘗沒有分歧性的判斷，像二戰前德國與japan(日本)的擴張，全世界幾乎沒有人會說是“善”的。我說american人都了解american的西進運動，濮培德當然了解，但他卻以雙重標準來指責清朝的西進。姚鼎力未看懂，卻指我說濮培德“不是american人”！
姚鼎力顯然對后現代表論很感興趣，所以引福柯講“話語”（discourse），但貿然援用，言不及義，甚至不知所云，更不相關。我既不曾說新清史是“話語構建”，也不認為是言之成理的“理論”，重要是明清楚白的“昭雪”。姚鼎力明確想要指出的，其實是所謂“實證史學偏見”，他要重“理論”輕“考據”。他說“崇尚考據本來是對的，但光憑考據無法完成史實重建的任務”。這不是廢話一句嗎？共享空間考據原是做學問的方式或東西之一，光憑考據當然無法重建史實；但是如無嚴謹的考證，重建的史實能不“地動山搖”嗎？
他又貿然援用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的一句話，不知高低文的讀者有點不知所云、不解何意，更無法把握這位有名英國歷史哲學家的要旨。柯氏反對的“實證史學”是指將史學科學化或遵守天然法則的史學，如布雷（John Bury）與韓貝爾（C. G. Hempel）等人的主張，因他認為歷史與科學是兩種分歧的思維形式。他認為歷史不成能重建，只能“重演史事于史家之胸”（re-enactment of past experiences），但運心重演舊事，并非全憑主觀幻想，依然需求文獻佐證。他在自傳里說得尤其明白，解決歷史問題必須要拋棄猜測，而須充足滿足證據所需。在此不宜多談柯林武德以免節外生枝，總之他對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實證史學仍有敬意，考據也絕非“歷史編撰學的消極遺產”。據我所知，韓儒林就自西舞蹈教室歐漢學中師承蘭克的治學方式，專攻蒙元史，擅長以多種語文史料校訂互勘，對名物軌制的考證，成績最年夜，如逐一考出成吉思汗十三翼每一翼的人名與部落名。考據不克不及“完成史實重建的任務”嗎？
在東方，“學門”與“紀律”（discipline）是統一個字，學術紀律請求極嚴。進進學門的研討生教學場地需先學習該學門的基礎學術規范，講究寫書評、寫論文的方式與格局，連腳注的格局都必須依照規范，若有不按規范的書評或論文，是不會被接收的。所以我很驚訝有人會說，書評可以隨便寫。在東方教你若何寫論文、寫書評的小冊子可多著呢。姚鼎力要大師虛心向外國學習，何莫從進門的學術規范學起？我不信任中國年夜陸的高校是以“世間人法無定法，而后知不符合法令法也”來教導學生的。
《北征督運圖》（部分）描繪康熙帝平定準噶爾叛亂時向克魯倫河運送軍糧情形。
學術批評不是“打棒子”
我認為與學術相關的個人見聞應是有參考價值的難得訊息，但姚鼎力認為這些“瑣聞逸聞”是八卦。若說“認識她”或“一夕談”是八卦，那么“先師”、 “老友”如此能否也是八卦？我猶記與他先師一夕之談，是充滿敬意的。姚鼎力引他先師所說“歷史研討中自筑營塹、關門稱年夜王的封閉意識，以為既然研討的是本國的歷史文明，即可以旁若無人”，明顯是反應他先師的時代。在那封閉的時代，當然是非常正確而令人起敬的。但經過三十余年改造開放之后，年夜陸與港臺一樣跪拜西學之風年夜盛，能否有“遠來的僧人會念經，連研討本身的歷史與文明也不如人”的現象？儒私密空間林師長教師若見此現象，還聚會場地會說“關門稱年夜王”嗎？作為韓傳授的學生不自覺時間錯亂，竟然說我“先捧后抑”，不僅錯解人意，並且還要杠上開花，加上“輕誣前賢”的罪名，還要牽扯到陳寅恪。在貳心目中，“尺有所短”與“輕誣前賢”是同義詞嗎？
最不成思議的是，姚鼎力說“在他本身主編的書里也沒有獲得幾多人支撐”；假如是這樣，他又何須批評我主編的書呢？批評我就好了。遺憾的是，他老兄既不知有程度的研討會本來就不是“一言堂”，更昧于我們來回討論、修正論文，編輯論文集的過程。我們既有分歧意見，也有基礎共識，像你姚鼎力當然不會跟“我們”一路開會、寫文章吧！請問老姚，假如主編不克不及對他所編之書負責，又有誰來負責？若有人對一本論文集提出不當的批評，假如主編不回應，算負責任嗎？他不清楚這些情況也就罷了，竟然在情急之下，口不擇言。用他的話說，“是什么意思？”他出此下策，恐將貽笑儒林。我編的這本書出書后，歐洲有名出書社Brill主動來函請求授權出英文版。東方有人對這本書這般感興趣，就是因為有分歧的見解和批評的力度，與姚鼎力的心態正好南轅北轍。姚文總覺得我們不應該往批評新清史，而應該虛心向他們學習，把批評他們當作“棒子打到新清史頭上往”，學術批評可以同等“打棒子”嗎？
政治正不正確也是姚鼎力提出的議題，我只是回復他，他便逝世纏誰把“學術問題當作政治問題對待”。新清史從頭詮釋清帝國的性質，強調“族群主權”以及年夜清是內亞帝國而非中國的朝代，不應該有所警戒嗎？當下american的“亞洲再均衡戰略”，眾所周知，目標就是為了“圍堵”中國，不盼望中國太強太年夜, 難道姚鼎力毫無感覺嗎？姚鼎力真的信任東方政客的不良政治意圖與新清史理論完整無關嗎？別人在境內，應該對學術被政治應用加倍敏感。但是他還要反問我：“那些當年和當下的敵情之間又有什么關系呢？”姚文理直氣壯地說：“我說針對新清史的批評往往含有指責其‘政治不正確’的強烈意味，這么說究竟錯了沒有呢？”錯了！我們不會“指責”他們政治不正確，因他們最基礎不在乎政治正確不正確，我們只批評他們的立論，對他們的論述被政客應用覺得遺憾罷了。強烈意味的政治語言倒出現在姚文的最后一年夜段，諸如“把這樣的爭論看作學術領域內的一場政治斗爭、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甚至發展為一種空言詆斥、辭氣叫囂的惡劣文風，就能夠帶來很是欠好的后果，不單無益于社會的文明發展，並且對政治發展也很能夠是非常無害的”。這些無限上綱的政治語言令我覺得非常生疏與錯愕，怎么會出現這種話語呢？誰會把學術當政治斗爭呢？誰在“叫囂”?與討論新清史有什么關系呢？姚鼎力要我們往批評政客，不要“棒打”新清史，我想他應該記得一句老話：“始作俑者其無后乎？”不克不及夠在學術上也作些批評嗎？“棒打”云乎哉！？
責任編輯：葛燦燦